9月2日，巴黎特别重罪法庭首次开庭审理《查理周刊》及相关两件恐袭案。2015年1月基地组织发起的一系列恐怖袭击共导致17人遇害，其中12人死于《查理周刊》编辑部，除了已被击毙的3名恐怖分子，另外有14名嫌疑人将接受这次庭审，审判持续到11月10日。
但就在第一场庭审前一天，《查理周刊》的封面重新刊登激怒穆斯林的漫画，正中央是讽刺“伊斯兰教先知”的漫画，封面的大写文字是：“你们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这个。”重刊漫画再度引来极端组织的威胁，称要“重演2015年的恐怖袭击”。
9月23日，在《查理周刊》出版总监洛朗·苏利素(Laurent Sourisseau)的倡议下，包括《世界报》、法国广播电台等在内的一百多家媒体签署并发布了“致同胞的公开信”，呼吁捍卫言论自由。
担忧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当地时间25日，法国巴黎11区发生一起持刀袭击事件，发生的地点十分特殊——《查理周刊》原办公室。袭击中有2人受伤，2名嫌疑人被逮捕，随后基地组织宣称对此负责。
《查理周刊》恐怖袭击发生5年过后，法国社会还有表明“我是查理”的勇气吗?
言论自由与渎神权利
审判开始后，每个工作日早晨，《查理周刊》的漫画家弗朗索瓦·布克(Franois Boucq)都要来到法院。这是份特殊的工作：用漫画记录《查理周刊》的庭审。布克也因此目睹了审判的所有细节。
“这不同于其他任何审判。受害者是群漫画家，他们只是因为创作出版讽刺漫画就被杀害。”他说。
2015年恐怖袭击事件中，警察击毙了现场三名肇事者。此次审判的重点是14名同谋，他们被指控提供资金、武器及其他后援支持。尽管主犯已死，此次诉讼仍然引起整个社会的关注，并被认为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审判。法庭没有进行现场直播，但全程将被录像存档。
恐怖袭击中遇害的《查理周刊》漫画家让·卡布(Jean Cabut)的妻子维罗尼克·卡布(Veronique Cabut)说：“留下影像很重要，要让历史和后代都记住，这些热爱绝对的言论自由的记者如何被杀害、为什么被杀害。”
全世界都记得，2015年《查理周刊》袭击事件发生后，“我是查理”(Je Suis Charlie)成为抗议游行的主题。批评权威是法国人的传统和权利，人们既可以嘲讽总统，也可以亵渎宗教神灵。《查理周刊》为此付出鲜血的代价，因而被视为法国世俗主义和言论自由的坚定捍卫者。
五年后，随着案件的审理，法国一直在讨论这种支持是否仍然有效。正如有人质问道：法国还是“查理”吗?
大多数法国人仍支持《查理周刊》，但如果有人为了支持世俗化或言论自由而公然表明自己的“伊斯兰恐惧症”，部分年轻一代可能无法认同。
审判开始之际，法国公共舆论研究所(Ifop)发布了《查理周刊》委托进行的一项调查，以更好地了解民众对讽刺性媒体的看法，包括言论自由、对宗教的批评、共和主义价值观是否高于宗教教义等问题，还包括了法国不同的宗教信仰者对2015年恐怖袭击事件的看法。
59%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支持报纸以言论自由的名义“发表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2006年这一比例是38%。但是，在15-24岁的受访者中，同意这种想法的比例仅仅是35%，有47%的人表示他们理解某些穆斯林对漫画的愤怒。
这样的氛围中，庭审前一天《查理周刊》再次将争议漫画放上封面中央，周围是12幅丹麦报纸《日德兰邮报》(Jyllands-Posten)2005年刊登的的12幅讽刺“先知”的漫画。这12幅画有特殊意义，2006年，《查理周刊》转载这些漫画时招致了杂志历史上的第一次重大争议，巴黎大清真寺将其告上法院。而对于“查理”这一次的做法，《日德兰邮报》表示他们自己不会再重印，他们不想“冒险将自己置于暴力中”。
苏利素和媒体界23日共同发表了“致同胞的公开信”，他写道：“2020年，当您表达单一观点时，却会在社交媒体上收到死亡威胁。媒体被国际恐怖组织公开定为报复目标，而其他国家媒体都对法国记者施压，因为他们发表的批评文章'有罪'。”
今天的“查理”是渎神还是种族歧视
在袭击事件发生后的几年中，《查理周刊》本身也在发生着变化。
《查理周刊》曾经嘲讽一切，言论自由就是它的立场。2015年之前，它可以无视一切意识形态：它可以用迈克尔·杰克逊的白骨形象讽刺他皮肤变白的问题，也可以当法国士兵在马里意外身亡后，用骷髅士兵漫画讽刺法国征兵;它敢用“哭泣的先知”做封面，也敢在匈牙利拒绝收容难民时，向这些声称“富有同情心”的基督徒开火——耶稣走在溺水的穆斯林男孩旁边，旁边写着：“这就是我们如何知道欧洲人是基督徒。”
从名人到国家，2015年之前这份月销量只有几万的讽刺杂志百无禁忌，但2015年的恐怖袭击不仅将它从破产边缘拯救，月销量一度达到百万，而且似乎将它推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民族高度”。
《查理周刊》认为自己只是秉承法国媒体一贯的讽刺传统，冒犯神明的人千千万，他们只是行使批判自由权利的群体之一，但恐袭之后，《查理周刊》越来越偏离“渎神”的界限，他们嘲讽的目标不仅限于伊斯兰教的教义或极端伊斯兰分子，普通穆斯林公民也成为开玩笑的对象。
2018年，19岁的穆斯林大学生Maryam Pougetoux出现在《查理周刊》的封面上，她作为学生会主席，按照平时的装扮带着头巾去参加了学生抗议活动，活动与伊斯兰教无关。但当她的形象出现在法国电视台上时，这引起了《查理周刊》的兴趣。Maryam不是神，也不是恐怖分子，她甚至不算一个有名的公众人物，但《查理周刊》封面上，她的脸被扭曲得像猴子。
“这不是攻击一种宗教，而是攻击19岁的年轻女性。”《解放报》评论道。当对言论自由的阐释从“批评权威”的自由泛滥成对普通人的攻击时，“查理精神”已偏离其最初含义，在这样的引导下，人们感到自己被命令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对“查理”提供无条件支持之间进行抉择，这样一来，捍卫言论自由就变成了禁止批评《查理周刊》。
上个月法国极右杂志《现实价值》(Valeurs Actuelles)刊登了一片虚构小说《奴隶制时代的Danièle Obono》，想要讽刺非洲人参与贩卖奴隶的历史，杂志放了一幅黑人女议员Danièle Obono带着锁链的漫画作为噱头，Obono反击认为这是种族歧视，获得舆论的支持，人们认为这已经超过了言论自由的底线。
那么直接将普通民众与极端主义挂钩的漫画是否也是“种族歧视”?9月2日《查理周刊》庭审开始当天，Danièle Obono被《查理周刊》律师Richard Malka揭露曾在2015年发表过“不会为查理流泪”的言论，她因此被舆论指责。
在BFMTV的节目中，Danièle Obono回应道，她不会为“查理”哭泣，是因为当时她看到了因为“种族歧视漫画”而受到伤害的人。如果“我是查理”指的是批评自由，那么她也是“查理”。
但现实恰恰相反，“查理”成为言论审查员。Danièle Obono认为一些人以“我是查理”的名义在网络上骚扰别人，让人“滚回自己的国家”，不准对《查理周刊》发出一点意见。当“我是查理”成为另一种禁止被反对的权威，便已经违背了最初的“查理精神”。
不是所有人都想当“查理”
因为对《查理周刊》持反对态度或在伊斯兰教问题上表达不同意见，而被等同为闯入编辑室的恐怖分子，被质疑威胁“共和国价值观”，遭遇这样批评的不止Danièle Obono一个。
庭审中，《查理周刊》律师Richard Malka还向“手中沾满鲜血”的“知识分子同伙”发起攻击，他批评有一部分法国记者和作家质疑法国的世俗主义并为穆斯林社区辩护。
法国调查新闻媒体Mediapart的编辑埃德威·普莱内尔(Edwy Plenel)就是其中之一，他以2014年的著作《为了穆斯林》(Pour les Musulmans)而闻名。2015年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之后，普莱内尔曾经提出：“我们必须要读懂Kouachi兄弟的悲惨童年来理解我们的法国社会。”恐袭事件的主要罪犯Kouachi兄弟并非是从国外潜入法国的原教旨主义者，他们是土生土长的法国穆斯林。
普莱内尔的观点受到不少攻击。2016年《为了穆斯林》再版时，他加了一篇名为“反对仇恨”的序言，对于批评者，他写道：“偏见让人懒惰。我们无法再进行理性而广博的辩论，却以轻率厌恶的态度和煽动性的方式避免了所有对话。”
普莱内尔、极左派政治家让·吕克·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和穆斯林学者塔里克·拉马丹(Tariq Ramadan)最近上了《查理周刊》的封面，画面中三个人正在接受一种有关立场和意识形态的“鼻咽拭子测试”。标题写道：“他们是'查理'还是Kouachi?我们等待结果!”
“这些知识分子是伊斯兰极权主义的共谋，”《查理周刊》主编苏利素写道，“他们对传播社群主义和原教旨主义负有历史性责任。他们的愿望就是没有人再对他们的幼稚想法和犯罪分子的‘荣誉心’提出质疑。”
法国记者和媒体分析师丹尼尔·史尼德曼(Daniel Schniedermann)认为，这不再是过去的《查理周刊》：“他们为言论自由报仇，但剥夺了对手和批评者们发表言论的权力。”
审判的开始促使许多法国穆斯林公众人物强调他们对查理周刊的支持和对袭击者的谴责。巴黎大清真寺的教长哈菲兹(Hafiz Chems-eddine)是2006年对《查理周刊》发起诉讼的主要人物，这一次他表示：“虽然漫画冒犯了我的信仰，但作为公民，我认为讽刺漫画也很重要，这是我们文化的一部分。”
记录庭审的漫画家弗朗索瓦·布克驳斥了指责《查理周刊》不允许异议的观点。
“你可以批评查理，”他说，“你可以说查理是个说话带刺的学校男孩，但是查理有权这样做。”布克补充道，在袭击发生后，查理已成为表达自由的灯塔，“如果查理消失了，其他媒体应该会感到害怕，因为接下来是他们了”。
当言语的暴力逐渐变成肉体的暴力时，谁是肇事者，谁又是受害者?“查理”的背后是法国社会积压已久的民族融合与身份认同问题，这是一场为文明和认同而开展的斗争，在有勇气自由表达自己是“查理”或不是“查理”之前，人们建立起信任时才能不再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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